核心问题其实是分级诊疗和应急灾备。



编者按:本文为创业邦原创,作者Dexter,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不管怎么说,陈卫党都毫不怀疑,对渔歌医疗而言,这将是一段被铭记在心的岁月。


疫情是对医疗互联网应用的实战考核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至3月6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8万,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超过66万人,牵涉14亿国人的新型冠状肺炎,疫区医疗资源彻底失衡……但对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必须战胜的危难。


不过,写出《黑天鹅》的纳西姆·塔勒布说过,“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 在这场战役里,在喧嚣的混乱与沉默的磨砺中,互联网医疗不仅呈现出爆发式的生长,即便身处其中的渔歌医疗,也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催化剂。


春节前后,渔歌医疗配合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大数据中心主任刘保延,在疫情初期研发出 《居家隔离+互联网》无接触医疗兼送药服务管理监管平台,推动形成中医药干预的社会防控“武昌模式”。渔歌医疗分级诊疗,远程医疗平台,经过多次迭代, 二月三号, 基于医疗互联网的“居家管理”和“方舱”先后上线支持湖北武汉,孝感、黄冈、鄂州,内蒙古乌海市,河南新乡高新区、河南郑州经济开发区。


在渔歌医疗创始人陈卫党看来,医疗互联网在疫区的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两个作用:


一是医疗互联网有效的使高端医疗资源下沉。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全国十余个省的三甲级中医院,在每家医院的领导下,成立了远程医疗自愿者团队,共600余名医生“随时随地”有组织,有计划的配合疫区内的医疗资源远程提供互联网服务给“居家隔离“和“方舱”。填补了家庭医生在疫情防控中的“缺位”,包括给予社区居民及时的病情咨询、分诊分流、情绪安抚、心理疏导等;通过远程问诊,实现患者就医行为上的“物理隔绝”;突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调动了全国的医疗资源“随时随地”参与疫情防控。


二是在疫区卫健委的互联网+医疗监管,保证医疗数量和质量。


疫情的暴发,不仅让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人的健康上,而且在病毒传染的威胁下,公众对于医院交叉感染的风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意识到一些小病、常见病更应借助于互联网医疗。


可以说,这次疫情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教育课。


陈卫党对创业邦说,“面对疫情,医疗资源短缺,导致患有新冠肺的病人,不能被现有的医疗机构接收入院,无秩序的去各医院就诊,给所有医院带来严重交叉感染的风险。”


他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分级诊疗(也就是说有序医疗)和应急灾备。所以疫情过后,国家一定会大力推广分级诊疗。


而在分级诊疗之中,他认为会延伸出很多机会,比如医共体、医疗的数据化、病例的数据化、远程诊疗、健康档案的云端化、特种机器人的研发、特种医护人员的培养等等。


陈卫党相信,经过这一次疫情,国家将加速推动医疗行业的深化改革,互联网也会和医疗行业有更深度的结合。


做有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远程医疗


陈卫党不仅是医疗系统的科班出身,而且在美国互联网行业浸淫多年。


1984年,陈卫党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在海军总医院心胸外科做医生,1989年赴美访学,获得医院管理硕士和电子计算机硕士学位。留居美国期间,先后在Ebay/Paypal、Facebook全美知名互联网企业工作多年。


2013年2月,陈卫党回国创业。


他做过多年医生,昔日同窗几乎遍布各大医院,因此他不但了解医生和病人需求,还了解不同地区的医院文化。


陈卫党认为,“医疗需求低频且分散,高科技医疗供给量少且集中”,导致 “看病难、看病贵”。病患在大医院扎堆排队看病,人满为患。但更广大的基层乡医却无法起到供需平衡的调节作用,因此,医疗市场急需一个打通供给、数据、服务的中心化服务体系,统一就医路径。就是分级诊疗系统。


而如何捕捉医疗需求,高效组织医疗供给,是需要解决的两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引入互联网这个工具,对传统医疗行业进行改造。当时,互联网医疗领域创业已经如火如荼,有”轻问诊“模式;有从挂号延伸到线下的互联网医院模式;更有大公司投建 “未来医院”,它们侧重的更多是医院内候诊和支付流程,送药的优化。 由此可见,互联网对医疗行业的进攻,始终围绕着“医疗“核心的外围进行。


但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陈卫党认为,“分级诊疗”或许才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在国内,人们通常是身体不舒服了才会上医院,挂完号后,拿着医院发的一本病历,排队看医生;但是在美国,病人的医疗档案,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家庭医生”那里,看不看病,什么时候看病,该不该看病,不仅掌握在病人手中,同时也掌握在医生手中。


中美两国在看病方面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差异,根源在于美国实行的分级诊疗制度和双向转诊制度。


美国私人医疗保险主要包括HMO和PPO两类。


购买HMO保险的病人看病首先要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如果家庭医生认为有必要,会将患者转诊给专科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如果病情需要住院治疗时,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会联系合作医院将患者转入治疗;当病情缓解后,病人再转回医生诊所复诊。


而购买PPO保险的人,看病程序的最大不同,在于不用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就能直接看专科医生。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PPO客户也都为自己找了家庭医生并更愿意由他们来协助转诊,而这是家庭医生在美国医疗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陈卫党还认为,即便在美国,由于制度原因,那些医院的信息,也是一个一个的“信息孤岛”,并没有连接成一个整体。而国内与美国非常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资源禀赋优势突出的医院,都在一个整体的系统内,并且对体外系统的其他医院形成压倒性优势。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即便到了2019年10月底,作为新兴事物的互联网医院,数量才达到269家,而与之相比,全国有三级医院2501家,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479家,线上和线下力量对比仍悬殊。如果能为这个庞大的系统提高医患资源的精准匹配度,那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榜样在前,力量就是无穷的。2013年6月,陈卫党开发的“渔歌医疗”上线,2014年初正式运行。“渔歌”二字, 出自中国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 “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或许,他希望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能进入到一种中国古典的渔人收获后抒发喜悦而高歌的快乐境界。


这个产品利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医生和医生、医生和患者、患者和患者之间搭建一个集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健康(体检)咨询、大病随访、病例会诊、自我健康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健康服务网络社交平台,从而“为缓解大城市就医难、看病贵、缓和医患关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乡、培养互联网用户健康管理意识提供助力。”


陈卫党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互联网技术,在农村搭建村,乡镇,县,市,的四级上下转诊系统,在城市搭建社区,区,市,省的的四级上下转诊系统。将区域内所有 医疗资源连接起来,搭建医疗互联网高速路。

 

截至目前,渔歌医疗的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已经在已经北京、四川,辽宁,河南,贵州,云南 等12个省市卫健委医疗机构提供 “互联网”+医疗健康技术的支持与解决方案,目前,渔歌医疗的分级诊疗平台已入住16,000 家医疗机构,47,016医生,累计完成分级诊疗 423,212 例,为超过340万患者用户提供健康管理、医疗档案存储服务。


渔歌医疗的远程医疗,远程诊断包括影像,心电,超声,病理服务共68000,远程会诊1000余例。


“弃医从文”的冯唐,在每年都发布的《送给中国医疗的十句话》中,总会出现一句话:有质量、有服务的医疗在中国依然稀缺。


而陈卫党,希望自己的渔歌医疗能为补上这个稀缺做点什么。


走出资本狂热期


陈卫党创业之初,并没有像大多数创业者一样,选择从一线城市中的大医院入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下沉到了广大的农村。


大医院不缺医生、不缺病人、更不缺IT系统,所以并没有直接动力来改变现有的医疗系统。


真正的大规模痛点其实在农村,关键的切入点也在数量最庞大的基层。


他放弃北上广,直接带领团队下乡,先从村医入手。


由于“分级诊疗系统”是渔歌最成熟的系统之一,村医都可以使用到,所以从村医开始,系统就可以纳入病人的处方、电子病例和其他相关报告,并且随着转诊的轨迹,做到将就诊数据通过医院服务器的接口进行实时更新。


这样一来,病人看病容易了,基层医生病人多了,上级医生更有效率,且都在一定规则的监管中,形成良性循环。不过,基层医生除了“首诊”之外,还要担负诸如公共卫生和慢病管理等“签约家庭医生”职能。


值得一提的是,渔歌还用电子签约的方式代替传统纸质,让卫健委不仅可以追溯到基层医生的公共服务是否到位,还可以看到转诊信息和医生的所有行为,系统会实时监测数据并做异常预警,以及定制个性化的报告。医院也能据此来做医生的绩效考核。


而渔歌,除了获得满足卫健委和医院精细化运营的SaaS监管系统的订单之外,还为医生提供影像报告比对的增值服务。 


这正是他期待的一个多赢的结果。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互联网医疗在经历2014年、2015年的狂热之后,行业进入了沉寂低迷期。不少互联网医疗企业因难以撬动有限的医疗资源、缺乏明晰的商业模式等原因,黯然退出了市场。


但是,在这次新型冠状肺炎黑天鹅影响之下, 医院、医生、居民的行为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医院方面,为减少患者间的交叉感染和提高医疗资源运营效率,更多的实体医院选择建设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问诊服务;在医生方面,疫情暴发后,不少医生主动提供线上诊疗服务,为患者提供新冠肺炎及其他疾病的线上咨询和诊治服务;在消费者方面,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使用线上问诊。


疫情暴发以来,全网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诊量超千万次,相当于普通三甲医院约 10 年的门诊量。


互联网医疗的优势和作用展现出来。


医疗监管部门更是两次连续发文,鼓励利用互联网医疗平台,来解决线下问诊带来的医疗资源不足、交叉传染等问题,特别是对发热患者的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功能,推动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过去为什么没有见到成功的医疗互联网?陈卫党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医疗的专业性(需要监管);其次是存在“代沟”—— 医疗和现代互联网;最后是由于医疗管理模式滞后。


但是,现在由管理医院的政府部门或医院牵头,在有医疗监管的前提下,各级医生在这个平台互动,医生和患者的互动,患者和患者的互动,在这个平台上,在国家法律许可下,产生医疗行为,各级医管部门,同时对平台上的医疗行为进行数量和质量的监管。


“具有这样功能的平台,我们叫他医疗互联网平台。”陈卫党说。


陈卫党更是认为,“密集的利好政策,有望成为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的助推器。”他表示,根据过去8年医疗互联网创业实践,现在是重新定义“医疗互联网“的时候了。


结语


回顾历史,17年前的2003年,“非典”来袭,为淘宝电商模式培养了一波用户习惯,阿里集团乘势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大家都不敢出门,线下门店大量关门倒闭,刘强东顺势把线下的生意搬到线上,成为京东如今辉煌的肇因。每一次的危机一定会有一批物种倒下,更会有一批物种崛起。


风会吹灭蜡烛,也会助长山火。危机和压力,同样也是机遇与变革的动因。 


这一次,疫情未必不会成为互联网医疗习惯养成的催化剂。 


陈卫党表示,“病毒肆虐,会带来局部的催化和改变。不过,中国经济本就处于大的调整之中,这一次的疫情,将使调整的步伐加速。”


从更高的层面看,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利好陆续发布,互联网医疗看病、购药、医保支付的就医闭环已经彻底打通,在大幅满足因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带来的需求的同时,对促进分级诊疗的落地乃至对推动整个医改都有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行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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