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 胡大一:路

作者 | 胡大一    主播 | 宋平


昨天我正主持心脏预防康复座谈会,间歇时无意中看到朱为众先生微信中提到美国著名诗人一首诗《没选择的路》,引用了朱先生说是诗的最后一句“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

 

今天是清明节长假第一天,一早醒来,看到北医同学圈里耘田兄发的一段杨澜采访杨振宁与翁帆的一段视频,无巧不成书,在采访尾声时,翁帆谈自己对与杨先生婚姻选择时,也引用了罗伯特的这首诗。我才知道朱为众先生引的不是最后一行诗句,而遗漏了更有意义的结尾“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人生哲理用诗句表达的如比精彩!


1921年在上海20几个年轻人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从此让我们的祖国的历史如此不同! 1927年4月12日上海街头血流成河之后,有一个人选择了很多人反对和不理解的“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井岗山道路。从此让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民族的民运如此不同。中外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万里长征,更是一条“人迹稀少”,甚至如雪山、草地从来无人走过的路,但她最终以弱小的红军胜利,强大无比的国民党军队失败而告终,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与前途。

 

2012年春天,我约了不到十位同道一起议论,在我们国家这一轮医药卫生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的关键时刻,我们能不能发动中国心脏康复的“二次革命”。把上世纪80年代在吴英恺教授支持下,曲镭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心脏康复事业的开拓者的奋斗继往开来,走出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50万患者接受治疗,每5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心血管病,仅存的心脏康复科室不到十个,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举步为艰,难以为继,甚至奄奄一息的境况。

 

不仅患者,就连大多数医生,包括心血管医生,都不了解心脏康复到底“是股水,还是是股油?”社会上谈到康复,自然想到的是偏瘫、截瘫、智障、失语、脑瘫等肢体障碍。似乎支架放好,搭桥做完,患者嘴会说话,胳膊腿会动,何谈康复。有限的医保仅支付肢体康复,心肺肾脏器康复毫无医保支持。


学做支架的proceduralist很多,且越来越多,因为这项技术为一个巨大利益链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重金面前必有勇夫。而做心脏康复人才奇缺。我曾动员一些自己熟悉的大医院院长办心脏康复,得到的答复非常直白,“能挣钱吗?”有位院长的回答更透彻,“你胡教授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按你说的作,预防康复把病人都稳住了,谁来住院手术啊?我手下这几千人工资奖金总不会从天降吧?”公立医院不好谈,我去了长春,找了我认识的一名民营医院的名人院长,苦口婆心劝他办心脏康复。很久很久他不回复我。事后打听,才知道,这位院长聘的当地一名退休专家做智囊,这位专家认为我劝做心脏康复是给医院挖的坑,设的陷阱。

 

但心血管预防康复是不能不做的事。我非常喜欢鲁迅先生讲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实际上,2012年的春天,我们也是铁了心,决定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为中国的心脏预防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幸运的是及时得到中国康复医学会励建安教授与王秘书长的全力支持,推荐并经选举接任了其属下的中国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们走遍千山万水,奔走呼号,四处发动,同时培育接地气、可推广、可复制的示范典型,组织参观和培训。到2014年底心脏预防康复中心有了20家,2015年底226家,2016年底,保守的估计在500家以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边干边学,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心肺肾预防康复和慢病防控的模式和道路。


由于五年前我们一起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我们这批中国新一代心脏预防康复人从此人生如此不同。这次座谈会和平时的沟通中大家感触最深的是自从事心肺预防康复事业以来深切体验到医生职业的幸福感、成就感、价值感。尤其这当中有范志清、刘培良、王东伟、刘慧等一批做过和仍在做介入的医生所深切感受到做心脏预防康复前后职业人生的不同。孟晓萍、赵玉兰、刘遂心、王乐民、沈玉芹、孔永梅、温陆叶、陈桂英、袁宇、耿敖、焦海旭……一大批心血管医生自从“选择了人迹稀少的路”,都越走越坚定,越走越自信,越走越能收获先前从未享受过的幸福成就感。座谈会上东伟发言讲到,“我们虽然选择了人迹稀少的路,并且还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站在道德高地上,站在医药卫生改革的高地上”,我想补充一句:我们站在慢病防控的高地上,并且我建议把高地改成制高点。这条人迹稀少的路充满光明和希望,越走人越多,越走越宽广!

 

会上孟晓萍和王东伟主任讲到,当他们经过心脏康复五个处方让一个个既不能支架,也搭不了桥,陷入绝望的患者重新点燃生命的希望,改善了生活质量时,当他们看到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未做支架,经戒烟、运动、营养处方、双心服务,用好他汀,几个月后,斑块明显变小时,心中的喜悦与成就感是物化的金钱根本换不来、买不到的。

 

48年前当医生的Cooper辞职,回哈佛读了公共卫生硕士,毕业后和夫人一起到达拉斯开创医体结合的Cooper诊所和Cooper有氧运动中心。当时患了心肌梗死的患者要绝对卧床4-8周,有专家主张进一步延长卧床时间。Cooper不但推动全民从事有氧运动,也在病情稳定的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中开展有氧运动为主的运动康复。当时一些医学界权威称,Cooper为狂人、疯子。让心脏病患者运动无异于自找坟墓。48年前的Cooper也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正是这条路把人类引向了健康的康庄大道!

 

我本人也因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我从一个曾经传统的医疗系毕业、在医院坐堂行医、等人得病的医生华丽转身,象Cooper一样转型成了防治康养一体化,实现医(疗)体(育)结合,开创并推广双心医学,全力推动控烟的全新型的“医生”。我成为中华预防医学会历史上第一位临床医生身份的副会长,又有幸成为非政府官员的第一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的会长。重要的不是这些头衔,而是再次印证,“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

 

任何一项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路,往往在开始启航时,路上的人会稀少,因此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路需要勇气,需要定力,需要判断力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也特别需要具有舍弃眼前利益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需要追求真理的激情、理想与情怀,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怕人议论讥笑,不在乎他人指手划脚,不忘初心,步步前行。

 

我对“路”有特殊情节,很多老老少少在街上看见我会说这是那位每天走万步路的医生,我走了十七年,天天如此。正当介入和射频消融的鼎盛时期,我果断“挂刀”,从此再没摸过导管,走上一条新的人迹稀少之路,呼吁医疗行为规范,反对过度医疗,探索绿色通道、胸痛中心、双心医学,完成了引用频次最高的国内第一个心房颤动的流行病学研究(没有科研经费,申报课题标书被剽窃),组织离子通道病研究团队……。

 

中国有句俗语,“多年媳妇熬成婆”,我安安生生在北大医院耐心熬,也很有把握熬成个科主任,但为了办抗大,筑长城,我辞职,离开北大医院。六年半后,金大鹏食言,离开朝阳医院,去了卫生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庆祝中法医学交流十周年时,朝阳医院心脏中心“政变”,我成为没有档案,没有公费医疗的最早的多点执业的自由职业者,再次走上人迹稀少的路。人的一生就是一条走过的路,起点终点都一样,不同的是走过的不同人生道路。要坚持走正路,不走歪门邪道。坚持走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崎曲艰难探索之路,不走偷机取巧的“捷径”。

 

另一种我不愿走的路是回头路。我曾有次谈妥可回北大医院当心脏中心主任的机会,我最后决定还是不回去。我爱看毛主席人生故事,有次他在杭州爬山,迷了路,夜色已降临,警卫怕出安全隐患,建议走回头路,毛主席坚持不回头,最终还是安全返回。

 

40年前我和来自北京、天津和乌鲁木齐的70名北京医疗队队员,踏上人迹稀少的南疆通往阿里的艰险道路。路上人迹稀少,大段大段路程都是寸草不生,无水的无人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红柳滩到多玛!”17-18小时车程人烟全无,可夜宿的只有赶到最靠近的兵站。

 

当国产大轿车翻过一个个险峻高海拔大板①时,全是悬崖俏壁,有恐高症同志都坐在远离峭壁的一侧车座上。高原反应,大家先后哇哇地呕吐起来,高寒气候,又不敢打开车窗,车内的气味实在让人难以忍耐,原本不吐的也都吐了起来。剧烈头痛,毫无食欲,腹胀,通宵不眠,我自已把满头能确认的穴位都扎上了针。冬季零下40度无取暖措施,一年四季吃不上蔬菜水果,只能到部队讨些水果罐头。从和平解放阿里到中印反击战的一些同志和新时代的孔繁森都把年青生命奉献给了祖国这块神圣领土和藏族同胞。夺去他们生命的不是敌人的子弹,而是缺氧高寒,物质匮乏的恶劣自然环境。

 

我相信和我一起走过这条人迹稀少路的医疗队员们、守卫边疆那些最可爱的人们,我们的人生从此如此不同。我们体验也学会了在人生道路上如何面对孤独、无奈、挫折与艰难险阻。懂得了面对艰难岁月时,团结奋斗多么重要。走过了这条人迹稀少的路,我们在此后的人生中不再自暴自弃,不再怨天尤人。走过这条人迹稀少路的我们收获了一生受用的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与毕淑敏有共鸣共识:如果人有灵魂,阿里是安放我们灵魂的圣地——魂系阿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我和全国人民最喜欢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九十年代,我最喜欢的歌曲是《敢问路在何方》。罗伯特的诗句太美了!“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条路,从此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同”。




于2017年清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