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根将近,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我想不止我一个人,让“武汉肺炎”扰的一点心情也没有。不是怕过年值班,对这件事早已习以为常,而是担心一旦传染病的疫情控制不住,靠我们这些看病的医务人员恐怕是势单力薄。



从我掌握的知识,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在三方。


一是政府、二是民众、三是医务工作者。


重要性也不是三方均等,顺序还是政府、民众和医务工作者。


为什么这么说?呼吸道传染病的可怕早在100年前就被人类领教了,西班牙大流感导致了全球几亿人患病,几千万人死亡。呼吸道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多数是病毒,人人对它都易感,没有亲疏远近。感染方式很便利,通过呼吸道的飞沫,说说话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许多病毒都是新面孔,初出茅庐,六亲不认,见谁打谁。医生不认识它,疫苗研究需要时间,药物束手无措,所以只能看其横行霸道。这也就是说,虽然医生看病是职业,是分内的事,但真要是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也会失去方寸,乱了阵脚。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呼吸道传染病的病源局限住,不让它传出去,所谓“封城”。


虽然办法与现代科技的发展相比有些不平衡,显得被动、生硬、老套,但却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


加缪写的《鼠疫》一书就描述了“封城”对阻断鼠疫的传播至关重要。


当然实施这个办法会使经济蒙受损失,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不便,也会错杀一些无辜者。可谁又能对人类几千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一个万全之策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传染病是天灾人祸,天灾的成分更大。对待天灾严防死守,战略撤退可能为下一步主动进攻赢得时间,打好基础。23日武汉政府作出了限制人员出入武汉的决定,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春节来临,人员大量流动,将会使那些处在发病潜伏期的“武汉肺炎”成为星星之火,大家要知道,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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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班的路上路过一家稻香村店,还没有开门,采买的人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与我前天坐公交车不同的是,几乎每个排队的人都带上了口罩。一路走到医院,虽然大街上行人不多,可戴口罩的队伍明显比几天前壮大了不少。看到这一现象很欣慰。按理说人家戴口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与这次正在流行的“武汉肺炎”关系密切。上面谈到呼吸道传染病控制好与坏,民众占了第二位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每一位民众都是这次“武汉肺炎”的易感人。谁不留神“武汉肺炎”的病毒就会找上门来,这次来拜年的就不是亲朋好友了,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给你和家人添堵的冠状病毒。当然拒绝病毒拜年的方法不少,操作起来也不费劲。


一是要有“武汉肺炎”已到家门口的意识;


二是知道避开呼吸道病毒的方法:戴口罩,躲着它,不去人多的地方;


三是即使从武汉回来,也不要怕,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及时到发热门诊就医;


四是减少访亲探友,自己在家里过年;


五是小病小灾不用忙着去医院,有时身体自己就有自愈能力;


六是借着今年过年限制外出,找个锻炼身体的方法,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七是吃的适量,喝水要够,睡的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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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急诊医生,像当年“非典”一样,在这次“武汉肺炎”我们还是要唱重头戏。这些天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科室都紧锣密鼓做预案、定流程、储备物品。经过了“非典”,医务人员接受了教训,收获了经验,所以在面对“武汉肺炎”,医务人员不敢掉以轻心,意识强,动作快。但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上,我把它排在了第三位。如果前两个失控,第三个就会爱莫能助。现阶段医务人员要做的就是及时甄别,明确是与不是;其次是分流治疗。甄别“武汉肺炎”写在纸面上的标准容易,现实操作会有不少难度。难度在于黑与白的中间灰色地带。证明武汉的流行病学史比较简单,但超过了14天的潜伏期病人肺炎了,算不算?病人只有呼吸道症状,不发烧,算不算?病人血白细胞升高,算不算?人去了武汉不发烧,家属发烧肺炎了,算不算?如果有病毒核酸检测,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没有怎么办?


临床是经验医学,对传染病的研究还有很多疑问和困惑。如果用科学准绳去衡量它,一定会漏诊,如果用经验方法去判断,一定会有冤案。大敌当头,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在诊断尺度上,我的理解,适当放松。漏诊一个病人的结果,会带来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临床的诊治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有了病毒核酸的检测会规避一些冤案,但实验性的数据也会说谎。所以不管医疗的预案和流程制定的多么万无一失,更新的多么与时俱进,有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病毒、人体、疾病构成了呼吸道传染病,两个是活物,谁能把它看得那么明白,想得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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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民众、医务工作者三位一体,有机配合,各自把自己的职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不推诿、不越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打赢“武汉肺炎”这一仗。


今天武汉政府的决定,民众对“武汉肺炎”态度的转变,医务人员始终没有抱怨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武汉肺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