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余泽民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1964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2017年4月20日,匈牙利政府向余泽民先生颁发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PRO CULTURA HUNGARICA),以表彰他多年来为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在匈中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扮演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译作有《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烛烬》等,著有《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2017年12月,翻译长篇小说《烛烬》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本文成稿于2012年,《打开心锁的人》之美女,由作者授权发布。



●         ●         


黄悦勤: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


采访黄悦勤,我是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李鹰介绍,她俩是北大附中校友。我去之前,李老师介绍说:“黄悦勤是咱们学校卫生系79级学生,现在是精研所和六院的书记,性格泼辣,说话有点儿神叨,但挺有蛊惑力。”


第一次会面,我跟散文家周晓枫一起去她办公室,见到她第一眼就让人眼睛一亮,黄悦勤不仅热情坦率,极善表达,而且秀美端庄,长发乌黑,淡妆得体,微笑露齿,大大的眼睛略显朦胧,那天,她穿了一件十分提神的红上衣。晓枫爽言快语,当面称赞,说:"您有着您这个职位不必拥有的美貌。”她说得没错,透过她中年的风韵,可以看出青春时代的姿色。“您这么……当初怎么选择来精研所?"我只问出后半句,没好意思说前半句。的确,在外人想象中,"疯人院”里的女大夫也该是五大三粗,面目凶悍,即使长唇须也属正常。


| 黄悦勤(右)


“说起来也算缘分吧。”黄悦勤说。1984年她本科毕业,考上公卫系连志浩教授的流行病学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她主动申请到精研所社会流行病研究室工作,用行话讲,是“用预防医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规律,探讨病因以及预防、控制和策略"。说她“主动”,其实也有”被动”成分:一来她本想留在流行病教研室当老师,但听说那年系里只留男生不留女生;二来她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流行病学是方法学,必须用在一种病上,许多疾病都有人搞过,唯有精神病领域涉足人尚少;三是她父亲和沈渔邨所长是老相识,抗战期间他们曾在西南联大同窗,50年代又碰巧一起去苏联留学,由于有这层关系,沈所长对黄悦勤希望有加,以至后来连志浩教授为女弟子争取到留系名额,黄悦勤还是忍痛放弃,只因不愿让沈老失望。换句话说要不是顾及父辈的私交,黄悦勤很可能与精研所擦肩而过。


到精研所后,黄悦勤体会到沈教授的高瞻远瞩,搞全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调查,当时在中国非常先锋。1982 年,精研所就在卫生部支持下搞了首次“全国流调”,调查人数四万人,那是一件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大事,奠定了精研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黄悦勤到所里搞这个专业,前辈已为她铺好了路,这项工作的开展也确实需要她这样科班出来的人。


| 黄悦勤1982年在北医三院临床实习,在外科大楼五楼手术室天窗观看手术


谈起“精研所”,黄悦勤说这个名字起得很妙,考虑到了社会上对精神病的歧视心理,假如直呼精神病院,不但很多病人不敢来,恐怕有些医生也不愿意来。“精研所"乍听上去,感觉是一家研究单位。当然,黄悦勤去精研所确实也是为搞研究,不过按照沈老的要求,研究人员也懂临床,黄悦勤对精神病专业边学边干,跟其他大夫一样接诊,开药。


以前,黄悦勤没怎么接触过“疯子”,记忆最早的一次是在十岁,她随父母到江西农场下放劳动,有位被关牛棚的老师敢在会上“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见习期间轮到精神科,有位病人一本正经地问他们:“我看你们都很可怕,你们警帽上的国徽怎么这么大?”黄悦勤跟同学们呵呵大笑,觉得好玩儿。只要走进精研所小院,就能听到有人唱歌。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的远房亲戚住进有两道门隔离的兴奋室,黄悦勤自告奋勇陪护了一夜,当时她并不知道有幻觉妄想的病人有多危险,事后回忆才觉得后怕。


| 黄悦勤


做临床后,黄悦勤跟病人接触多了,惊险时刻也随之增多。有一次,她行政值班时去病房巡视,刚出病房里面的门,就被一位病人掐住了脖子,黄悦勤本能地大喊一声,心想这次要殉职了,有位护士听到呼救冲了过来,经过一阵厮打,最终将病人制伏。病人突然安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跟黄悦勤解释:“我并不想杀你,只是想抢你的钥匙。”


最恐怖的一次是她怀孕三个月时,有位闹着要出院的男病人一脚端开办公室门,闯进了医师室,抄起桌上的烟灰缸砸碎门玻璃,随后朝黄悦勤这边扑过来。“我真觉得要完蛋了,心脏怦怦狂跳。要是他朝我踢一脚,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流产。”回忆起当时的惊险情景,黄悦勤至今心有余悸,“出乎意料的是,病人冲到我跟前后却绕开了我,扑向我身后的两个男大夫。看来精神病人犯病时也不是全没有理智,可能他也明白,好男不跟女斗吧。”这类事情,现在讲起来像个笑话,但在发生的一刻却叫人胆战心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让她害怕,有的让她看了心疼。她管过一位躁狂患者,那是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每天给总理写信提改革建议,而且喝水无度,几乎喝到水中毒。还有一位迫害妄想的大学生,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总怀疑在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在迫害他,有一次外出走失,几天后被发现时,躺在某个小火车站外的水坑里发高烧,后来发展到败血症而不治身亡。不过有的患者结局不错,她管过的另外一位重症男病人,不但妻子不离不弃,康复之后还承包了一个收费厕所,自食其力了。


| 前排左起:孙丽芳、岳林、黄悦勤

二排左起:张澜波、王新生、张起东、张长清、赵景明、陈卫党


80年代末黄悦勤做辅导员时,遇到一位南方来的新生。新生家属再三拜托,说孩子有病, 请老师多多照顾。黄悦勤问什么病?家属说是“草黄症"。黄悦勤没听懂对方的口音,又问孩子服什么药?家属回答:碳酸锂。黄悦勤恍然大悟,这位新生患“躁狂症”,立即告诉了教育处处长,校方为此拒绝接收,毕竟当医生需要比常人更健康的心理。面对家长求情,黄悦勤也很难受,直到听说那孩子被一所工科学校录取了,她不安的心才放平静。


90年代初,黄悦勤随丈夫去美国读书,从1993一1995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神病学与人类行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期间她意识到,精神卫生水平的提高代表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医院,病人会主动说自己有人格障碍、酒精依赖;在她租住的公寓,当空姐的房东就主动告诉她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原因是第三次婚姻又触礁了。在当时,有中级职称的黄悦勤在精研所挂一个号五毛钱,而在美国看精神科医生要每小时150美金!


回国之后,黄悦勤心气很足,很想大干一番事业,命运安排,她被调回到公卫学院当了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那年黄悦勤36岁,是学院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她从事了六年的教学管理,2002年出任新成立的社会医学健康教育系主任。在此期间,她申请到一笔20万美金的研究基金,当时真感觉“一夜暴富”,立即组织全教研室人员做一项历时三年的大项目,在北京25所高中对一万名学生进行人格障碍的调查并著书立说。


2000年,黄悦勤被聘为教授,但为了能当“博士导”,她同年开始读博士学位。2002年年底,她被调到精研所当党委书记。那段时间,黄悦勤生活的弦绷紧到极点,她既管党务行政,又搞教研,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自己还带两位硕士研究生,写论文天天熬到凌晨五点,八点就又要坐到办公室里。


人只要有“奔头”,就什么都能扛。黄悦勤对做学问始终保持的那股类似青春期的狂热,想来也有家族遗传。她祖父黄修青是民国时期科技精英和爱国资本家,中国有线电工业与技术的先行者;外祖父邵福宸曾随茅以升修过钱塘江大桥,是中国现代筑港技术的参与人;父母是北大、清华的资深教授……实话实说,黄悦勤同意去精研所“当官”,真正吸引她回去的并不是书记职位,而是为去做学问——当时精研准备搞第三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遗憾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如今市场经济,做研究也要拿钱说话。20世纪90年代,做2万人的调查花10万元就够,现在做3万例以上的调查预算,预计要花上3千万元!由于没找到经费,当时的计划流产了。“真是十年磨一剑,又过了十年,去年我们终于从卫生部和科技部申请到资金,计划在全国31个省市做30000个样本,最远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说到这里,黄悦勤的语调变得轻快了。


黄悦勤解释,由于跟上次调查相隔二十年,这次调查意义非凡,因为在这二十年间,连国际疾病的诊断标准、工具和理念都发生了改变。“比方说,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名已经没了,而分焦虑、恐惧、强迫、创伤后应激障碍……随着对疾病的了解更加深入,疾病分类更新更细。都说中国的精神病越来越多,究竟怎么个多法? 什么病多了?为什么多了?因此这次流行病调查的任务很重,意义很大。”黄悦勤说话坦率得可爱,她说这里也有个私心,这次调查一旦成功,够她慢慢写十年文章。


| 黄悦勤与临床心理科医护人员


黄悦勤当书记的九年里,并非风平浪静。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袭击中国,北京成了重灾区,黄悦勤也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考验。俗话讲“穿衣要穿布,吃饭要吃素,上班要走路,当官要当副”,可当时院长于欣出国在外,院里人的眼睛全盯在她这位书记身上,事无巨细都要她做,有生以来她从未感到如此大的压力。“要知道,我们跟普通医院不同,全是封闭病房,病人又不配合,你给病人量体温,病人都可能把体温计吞了,万一出一个SARS,那可怎么办啊?!”


六院虽没有“非典”,但与六院一墙之隔的三院有。另外,有一位被送到人民医院进修的护士长,在那里的急诊室染上SARS,幸好及时隔离治愈。当时黄悦勤下了三道禁令:不去三院会诊;不去三院急诊;再也不收病人。作为流行病学专家她很明白:如果管理不善,没出事是你运气,出了事是必然的,而且早早晚晚会出事,一个人不会总有运气。黄悦勤虽下令不收,但病房里还是收进了一个,而且是一位SARS感染者!


原来,北大一院有位学生不幸被感染,时任北医副校长的吕兆丰说:“这是咱们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救!”于是,黄悦勤专为这名学生开了个病房,配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监护,因为跟“非典”患者接触过的人不能再接触其他病人,以防交叉感染,不久后转送小汤山医院。


北京市当时搞“一刀切”,要求每家医院派30名护士支援地坛医院。六院注册护士总共只有80名,为抽出30名护士,整整关了一层病房,有的病人被送回家,有的合并到其他病房。医院里曾干过护士的行政干部,统统被派到病房救急。黄悦勤至今记得30名护士出发时的揪心场景,那一刻的氛围,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带队的护士长流泪央求:“能不能把我孩子带来,让我再看一眼?”


那些天,黄悦勤感觉像在打仗,每天都紧张地忙到半夜,偶尔夜里十点钟回家,会觉得奇怪: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有了那段经历,黄悦勤坚强了许多,自觉不会再有什么让她害怕,不会再有什么能将她难倒。“非典”,对所有亲历者来说,都挑战了极限。


| 黄悦勤


2008年,黄悦勤还干了一件别出心裁的事,既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又圆了自己的文艺青年梦——她利用国际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提供的7000英镑资金,亲自组织拍摄了一部长达90分钟的老年痴呆症宣传纪录片《暮年的困惑》,将老年痴呆的症状和治疗、护理知识写进剧本,运用电影的语言告诉一个家庭该如何应对,如何不放弃希望与亲情。


采访中,我们聊起人们对精神病的认识,黄悦勤说:“一说精神病,大家想到的就是奥运期间杀人的疯子,想到校园行凶的精神分裂教师。 问题是,重症精神病毕竟容易识辨,毕竟属于少数,而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一条的轻症患者,要占人口的10%!焦虑失眠的人比比皆是,许多‘捣蛋鬼’其实患的是儿童多动症,过去常说的‘老糊涂’,实际属于老年认知障碍……人体有骨骼206块,肌肉639块,已经清清楚楚,可人的脑神经细胞有上千亿个,并且知之甚少!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的标准,精神疾病共分十类,总共包括三四百个亚种!要想把所有精神病都诊断出来难度很大,不能像查高血压、 糖尿病那么简单,要想为精神病人下诊断,至少也要花半个小时,有的要花很长时间观察和调查。你看,”黄悦勤一口气说下去,“如果你有人格障碍绝对不承认自己有病,要想把这类病人诊断出来,要综合许多信息,花费很大精力。其他慢性病调查,可以使用现有的监测网,但我们不行,必须一例一例地做。在对方非常配合、调查员非常熟练的情况下,完成一例调查通常也需花40分钟,要是病人不配合或病情复杂,我们的最高纪录是问7个小时!可想而知,要想做好这次调查,难度相当大……"


说着说着,黄教授的话题又回到流行病调查上,而且越说这事困难,她越眉飞色舞,可见她最大的兴奋点就在这儿。她告诉我说,第三次“流调”去年已经正式立项,目前正做具体方案。我心中暗想,或许对她来说,即便当了十年的官,从某种角度来说仍算“卧薪尝胆”,现在她终于能够一展身手,做十年前,甚至二十五年前想做的事了。


●         ●         


《北医那三届》是我北医同学张起东主任等,通过回忆、采访多位北京大学医学部77、78、79级同学的故事和成长经历,用诙谐、生动的文字呈现出的系列人物小记,将一个时代群体的集体记忆跃然纸上,和我们及当代医学生们共勉,探究中国医学高等学府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


——渔歌医疗创始人 陈卫党


 点击封面图查看《北医那三届》文集


《北医那三届》征文启事


《北医那三届》自面世以来,收到校友、同学及读者们的支持与好评,我们诚挚地邀请北医77、78、79级校友,分享您的经历、故事与回忆。欢迎您的来稿,我们将单独开辟“同学手记”收录在《北医那三届》文集中,唤起北医人共同的情感记忆,延续北医精神。


欢迎您投出您的原创稿件,并提供与稿件内容相关的照片。请附作者简介、近照及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ncui@yug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