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塔下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虽然暂时无法和来自五湖四海、心怀高远志向的你面对面相聚在燕园,但是北大依然敞开怀抱,用更加新颖的方式与更具深度的分享向你全方位展示一个充满魅力的学术殿堂。云游北大,赏遍湖光塔影,体验衣食住行;线上讲座,聆听大师教诲,感悟成长故事。这是一场短暂而充实的旅行,带你领略燕园四年风景,体味北大百廿精神。



主讲人:安友仲


安友仲,主任医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198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94年后,从外科ICU起步,进入重症医学领域,强调重症病人的整体支持治疗,注重(原发)“病”与(危重)“症”兼治,1997年,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外科加强治疗科(SICU)主任,2009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作为国家和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专家,参加了包括SARS、汶川地震、H1N1禽流感、新冠肺炎等重大灾害伤病员的救治,以及日常院内外危重病人的治疗、会诊工作。目前兼任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症全国委员会常委、北京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委、北京医学会肠内外营养分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肠内外营养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感染与重症医学学组委员、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委员会专家,以及多家国内外专业杂志编委等职务。


安友仲主任研究范围包括危重病人代谢状态变化及其与神经内分泌改变的关系,危重病人凝血障碍的分类诊治,危重病人抗生素合理使用及二重感染防治,危重病人严重水电解质平衡紊乱的原因及其防治,循环功能障碍及其血流动力学监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机械通气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器官功能替代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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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安友仲。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也留校在北医的医院里工作,所以今天想和各位同学一起分享我对于北大医学的一些认识,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北大医学。



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我们需要了解人,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人才能够帮助人。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讲:一是我整个学医行医的过程,另外,从历史上来看一看北大医学给我的教诲和我对北大医学的认识,和同学分享一下我们在未来的或者是已经到来的IT时代里如何去学医行医。



01 学医·行医



我在上学的年代要经常走出学校到工厂和农村、军营中去,当时对于知识的学习非常少,但是这样的经历也让我们了解了社会。偶尔也能得到一些书,我们就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我感谢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去读报读书,读杂志。我们当时学的经典主要是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些书当时觉得很枯燥,道理好像似懂非懂,但是几十年过后,在我的临床医学实践中,我感受到其实哲学的思考真的非常重要。哲学主要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如何去看待人体就像如何去看待宇宙一样,我们在看待自然世界的时候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我们看待人体、疾病、疾病与人体的关系的时候,同样需要这些哲学的思考。


1979年,我进入医学院。师兄师姐们比我们有更强烈的紧迫感,他们的学习氛围也带动了我们,因此,那时候我们都如饥似渴地把时间投入到读书学习当中。下课的时候,教室和图书馆的座位前都摆满了占座的作业本,如果没有占座,就可能要走很多个教室才能找到一个空位。当时《中国青年》上有一个口号,是让大家“玩儿命地干,拼命地玩儿”。每天中午,当熟悉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就知道要吃午饭了,久而久之形成条件反射,过了很多年听到这个乐曲,想到的还是吃饭。


北医的老院长马旭老师曾对我们说:“各位同学,下午三点以后,希望不仅在教室里见到大家,也能在体育场上见到大家。大家不要忘记锻炼身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他那时提出65分万岁,但是要我们大家能够积极锻炼,保持身体健康。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话非常珍贵,我们知道医生的工作极其劳累,我从毕业工作到现在已经是三十七年了,我希望能够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甚至以上,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是难以应付过来的。


因为条件所限,那时候各行各业的学术著作很少,大家都是在反复阅读和利用自己的教材。同时在闲暇十分,我们还读了很多历史、文学、哲学、心理类的书籍。一般来说,一个学生能够有一个或者数个好老师就是幸事,而我们当时有一群好老师:有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八十多岁的钟惠澜教授,四十年代初毕业的冯传汉教授、吴阶平教授、黄萃庭教授,还有四十年代末毕业的张嘉庆教授、彭瑞骢教授,以及解放后毕业的陆道培教授,这些都是我的老师。我们同时从几代老师的身上学习、传承,因此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人。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慢慢发现医学其实不神秘,最早的医生一定是没上过医学院的,他一定是有着爱心,同时一定是善于思考、总结,愿意用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来帮助别人的人。我们最早的医疗更多的是对症,而不是对病。我们往往说“病症”,那么什么是症,什么是病呢?症是人体对于外界变化,包括对于病原学侵袭的反映,往往是多因而近果。同学们可能还没有学医,但是我们知道发热。发热很多种原因,那么发热就是症;休克也有很多种原因,所以休克是症,但它有共同的表现,是循环的障碍,发热是体温的升高。早期医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传统医学,实际上是看人体对于外界的各种反应,然后总结出规律。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体系中,把这些总结为人的寒、热、阴、阳、虚、实等等;在西方,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总结出了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这些情况。


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科学与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医学的结合出现了。有了显微镜,我们才会看到有毛细血管、细胞、各种细菌和真菌这些微生物,也就知晓了疾病的原因。在知道原因以后,病往往是单因而多果,一个感染,既可能发热,还可能昏迷,也可能休克。原因可能就是某种微生物,比方说细菌、病毒、真菌。当我们看到了病因的时候,就能从这些病因入手分析治疗的方法,这就是对因。传统医学的对症主要是调理身体,而近几百年的对因更多的是去邪,是拒病于身体之外。这时候哪里有问题,就切除它,或者用药物消灭它,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医学。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病症兼治,既能去邪,尽可能地去除微生物、肿瘤对人体的侵袭,也要调理人体的反应,特别是调理一些治疗对于人体的损伤。有时候会出现“病治好了,人治死了”的情况,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古代医学是对症的治疗,是朴素的哲学思维,近代医学更多地关注和了解病,现代医学就应该结合前辈的各种成果,做到病症兼治。


做医生几十年,我越来越了解到医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人能够认识自身吗?可以。但人能够彻底认识自身吗?我觉得,除非这个人永远不发展。人类在不断地发展进化,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也永远没有止境。我自己做了十年的外科医生,我的老师让我去做重症医学的时候,刚开始我确实不愿意。因为做外科医生,把高难度的手术做成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让我放下手术刀去做重症,我是比较抵触的。但是后来发现,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系统的疾病可能对全身都产生影响。心脏的问题可能会影响肺部、肾脏、肠胃和脑;同样地,其他器官也会影响心脏。重症医学是医院中的全科医学,是临床分工中为数不多的,需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调动起来的一类。这就必须不断复习,同时增加对各方面知识的了解,很累,但是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成就感。


这就让我想起,原来小时候读王国维《人间词话》,里面说到的学习三种境界。一开始我们面对医学,有几十本书、几十门课,比理工科的同学们要多背好多东西。那时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茫然不知所措。但是等你真正读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时候有乐趣了,这时候可能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时候实际上我在不断地积累知识,让书越读越厚。但是工作几年以后,你对书籍的记忆加上你的实践,把实践和理论融会贯通,你就要学会把书越读越薄了。越读越薄以后你就要约分,当你有最大公约数N的时候,举一反N,就把道理串联起来,这时就变成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能各位同学们现在还意识不到,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汲纳知识,但是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也想提前提示同学们,在你们不断把书读厚的时候,也经常总结。


另外,北大的老校长胡适之先生也提出我们的学习要存疑,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很多教科书上的东西貌似经典,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验证,就会发现还是存在瑕疵。为什么呢?是我们的老师错了吗?不全是。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实验条件不能够验证他们的理论,所以他们的推测被作为理论纳入教科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经过有效的实验手段验证的。因此即便是经典的教科书,还是有所谓的空子可钻,也是我们做临床研究去发掘其中真正的机制、去做创新的点。例如应激性血糖升高,过去都认为是分解的激素增加、合成的激素减少,导致了一些应激反应和血糖的升高。可是等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放射免疫技术普及,九十年代初我观察我们那些病人,发现其实不是合成激素减少,分解激素也没有明显增加,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量的胰岛素受体下调,对胰岛素不反应了。所以后来对于应激性高血糖的处理就有了各种其他的解决方案。这并不是说我们比老师聪明,而是我们站在老师的肩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能够做我们更新的工作。


一个医生除了讲理论,他还一定要具备很好的操作功底,临床医学中讲究“三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作为一个大夫,千万不要光说不练,一定要能很快地完成各种操作,比如缝针、气管切开、气管插管、各种引流。因为到了一个应急环境下的时候,谁能保证方方面面的专家都会在一起呢?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精通自己的基本技能,也就是所谓“一专多能”。我们要有仁心,有帮助人的心愿,也一定要有技术。


汶川地震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当时他的一只胳膊截去了,一条腿也有挤压伤,腹部还有损伤。几次诊断都说他是肝脏的挫裂伤,所以做了肝动脉栓塞、肝总动脉的结扎等一系列手术。但几次会诊之后,可以看到右肾很大,有低密度区,有出血,所以他不是肝脏,而是肾脏的出血。可是我们把肝脏栓掉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时候,肝脏可能会缺血,也会继发感染。当你看到这个问题,及时指出,改变治疗方针,这时就挽救了这么一条年轻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本功的重要性,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医术。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相信全国的医生绝大多数都是具备的,但是如何能实现一个良好的结果,必须有精湛的医术。



我们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小的故事可以谈。去年(2020年)新冠,很多同事在春节之前就已经赶赴武汉。在科里报名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因为大部分的年轻同事都还是孩子,年龄很小,而且家在外地。但是没想到报名的时候全科几十个人,很快报了名。我们的第一批医疗队是大年初二出发的,大年初一通知下去的时候,很多同事正在外地老家,问他们能去吗,“能去!主任等着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连夜买了票,回到北京。去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仁心。武汉的一月份极其湿冷,没有暖气,因为怕传染也不能开中央空调。问大家要不要电热毯,同事们还都说不要,等后来想办法送去了电热毯,同事们才说了真话:“这几天冻得都不愿意出被子。”那时要求一天至少开一个病房,可是病房开了以后要有监护仪,必须要联网集中到中心站,才能监测病人的情况。这样的工作,就像打仗的时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都要考校每个医生的基本功与知识面。另外,一月份的情况比较危急,加上转运的时候又冷又湿又饿,病人们和病人家属情绪都不高,觉得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我。刚开始大家都把自己蒙在衣服、被子里,根本不理人,当时真的可以说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时候我们必须告诉他,我们对这个病已经初步有所了解,而且类似的疾病我们之前处理过。同时动员一些心态比较活泼的病友带动其他的病人,最后我们的同胞逐渐树立起信心来。所以作为一个医生,要有仁心,要有精术,还要有和病人沟通的能力。因为医生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他所直接工作的对象是我们的同类,是人,所以他要去了解人。了解人不光是了解人的生理构造,还要了解人的思想、情绪、心理活动。


这两年很多人宣扬医生,很多电影拍的也是医护人员。从SARS、汶川地震、天津爆炸事件,到新冠疫情,这当中都有大量的百姓积极帮助着我们。例如我们在武汉的这一次,我们要到医院去,是志愿者司机师傅开车拉着我们,他家中也有老人,他给我们开车就需要隔离,不能回家看望老人了,但即便这样,他也还是无怨无悔地帮助我们。这些可亲可敬的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宣扬,还有同济医院的大夫们,他们比我们多熬了一个多月,当时有些设备、防护的东西还不太齐全,眼睛里都是血丝。从十二月到四月,他们坚持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还有一个故事也很让我感动,那是我们即将撤离武汉的时候,我给我的同事买奶茶,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个奶茶店,做奶茶的就是一个护士,她实际上是一个志愿者,原来在外地做护士,从外地到武汉以后,她就主动申请到一个医院做护士,等解除隔离以后,就到奶茶店来帮忙了。本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又因为买得比较多,我说我等一会再来,结果大概半小时以后我再回到那个店,对方说钱有人付过了。其实我离开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有几个人没进去,但是在听着我们说话,奶茶店的人说你走了之后后面就有人把钱帮你付了。当然后来我没有收这个钱,我说这个钱我还照付,多出来的是不是可以给路上的清洁工人或者其他志愿者,您把奶茶送给他们。


每个医护人员的成就,除了自己的努力,和方方面面的帮助也都是分不开的。每一次突发事件面前,你既是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被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们所感动,你其实也在学习。我这一年受到的荣誉可能比我一辈子还多,我觉得应该是事了拂衣去。医生就应该这样做,你就是干这一行的,同学们以后也一定要想到,做医生是要帮助别人的,是要为别人好的,是需要付出的。




02 对医学的思考



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特殊的事情,比方说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现在我们回到党中央说的“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医学为什么重要?因为人多了。公元前五千年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只有三千万,公元元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了2.3亿人,我们现在则是75亿多人。不但人的绝对数量增加,而且人类老龄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18%左右,几乎是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六十或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老年人最大的特点是器官储备能力下降,所以容易得病。而且得了病以后自己的修复能力弱,有的人甚至失能、失智,自己无法生活自理。我们国家的发展必须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医疗需求的问题。因此学医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对于医疗的需求也会也来越高。


除了人口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亟需思考和纠正的。人多了,老年人也多了,希望长寿的人也多了,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可是现在和几十年前相比,我们不愿意承认疾病。这样一来,医疗的需求,从绝对的需求到相对的需求都在井喷式增长,医疗的负担就大了。


我在三十年前刚刚做医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病人家属会说,安大夫,你说我们家老人到底有没有救,如果没救,我们就接回家了,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去旅游,去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现在呢,我们遇见的更多是,“凭什么我们家老人走着进来的,却躺着出去”、“凭什么我家老人,十几年每年冬天都在你们医院,每次都能好,为什么今年去世了”,但是我们要想到十几年前老人家七十几岁,现在就是九十几岁。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但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愿意承认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个是一个要小心的问题。而且在网上,我们看到好像什么病都能治。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忌惮,不太敢上媒体的,因为媒体上我如果讲我治好了哪个病人,我在讲我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的时候,那么,我走麦城的病史呢?如果我在电视上媒体上炫耀自己的成功病例时,是不是每个病人我都能治成功呢?事实上,同样的病,即便是黑死病、霍乱这样的病,在当时不是也有人生存吗?所以病一方面看病原体的烈度,还有一方面要看人体的反应。不是所有的病,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治成同样的结果。如何去认识生死、认识疾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每年有几十亿的病人人次,而这几十亿的病人人次中接近一半都要到大医院去。其实一个国家的卫生制度,真正的根基在社区。只有社区医生认为自己不能诊治,需要专家的时候,才会转到大型医院,这种转诊制度,我们现在没有。为什么没有?实际上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中,规范化住院医师的培训不足。中国有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这十年来,我对自己说,可能要跳出重症医学,才能看明白重症医学。要跳出医学,才能够看清楚医学,有时候稍微悲观地说,医学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所谓的涅槃,这需要各位同学们将来继往开来的努力。



03 给学生的建议



将来如果各位同学加入北大医学的行业,希望大家对于医学首先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的医学教育中,教学医院是参差不齐的。医学院毕业了,不是医生,是医学生。这些医学生要想变成医生,需要在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学医院中经过规范化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而这种规范化的住院医师轮转培训只有在最好的医院才能够完成。医学教育应该是一个精英教育,你要有能够承载教学任务的合格的教学医院,然后经过这些教学医院的规范化培训,你完成了从医学生向住院医生的转变,才真正成为一个年轻医生,这时候再选择是继续留在大医院做专家医生,还是到社区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全科的医生。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持续的继续教育,还应该每隔一些年进行一些考试和认证。


另外,现在的年轻大夫被各种论文与学位的压力压得抬不起头,从一个医学院毕业到成为一个合格医生中间这几年,是在临床摸爬滚打还是到实验室做一些工作,时间是不会骗人的。如何区分实验型人才和临床型人才,这方面我们也要去了解。


现代大学从教育变成了教育研究。什么叫教育研究呢?有人说现代大学是研究性大学,最早脱胎于欧洲的洪堡大学。大学是一个功能独特的组织,既入世又出世,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大学要能够对知识进行传承、融合和创新。后来美国以霍普金斯为代表的一些大学向洪堡大学学习,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纯粹的学术追求。它应该提供普遍性的、完整的知识,也应该提供专业的知识。


看看我们自己的一些前辈怎么说呢?无论是蔡元培老师还是梅贻琦老师,他们都认为大学是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不能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在。也就是说,大学不是终南捷径。学者当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所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


大家从中学进入大学,原来的优势可能不复存在,你要具有整理、研究、思考的能力,还有团队合作的能力。而对于一个临床医学的学生就更有挑战性,一方面要知道学,格物致知是治学。还有一方面像我们的工科是治术,是经世以致用,你既要有学又要有术,要二者兼顾。医学院学制长,每三到五年知识又会更新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抓住主干?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颠覆了学习,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汹涌地扑面而来,这当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迅速梳理出精华与糟粕,这是年轻的同道们非常重要的能力训练。




04 北大医学的教诲



北大医学给我的教育和启迪就是立在医学部门口的石头上的两个字:厚道。如果把这两个字展开,就是敏于行,讷于言,勤于思,衡于业。在北大校园中这些医学部的学生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共同学习,能让我们互相交流,广筑塔基。另外,据统计,在中国的各个医学院校中,毕业生中继续行医数量最多的是北大医学部,这也说明我们还是能够厚道地坚持在医学岗位上。


学医有苦有乐,最苦的是自己。学医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一周有三个晚上,是去旅游去、喝酒去、吃饭去,你真的没法做一个好医生。你需要不断地读书、读文献、总结病例。你的家人也跟着你苦,你动不动就加班,孩子可能就要别人照料了,家里有人病了,你可能还在医院抢救患者。但是你身边的人其实也会受益于你,你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这种事情就属于乐。同时,如果别人不能救的病人,你救回来了,那种自豪感和喜悦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这种情况下,是辛苦一家人,幸福千万家的事。


但是,千万不要纯学术,纯知识。医学不是纯科学,而是包含艺术的。调理身体可以治,去除病原也能治,医学有很强的艺术性。医学最重要的不是把每个人都救活了,让他长生不老,而是要让病人少痛苦,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前些年网上有一个说法:所有人都是向死而生的,有的人可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胎死宫内了,有的人可能活到一百多岁,但都是向着死亡的共同目标前进。所以医生的任务是把那些“加塞”的人,那些不该死亡、仍有生机的人,把他们从队伍中“揪出来”,让他重新按照正常的规律去“排队”。医疗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永远是安慰。现在医疗需求和消费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了世界的经济GDP增长,这种情况下矛盾是一定会有的。我们除了提高医学技术,降低医疗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正确的生死观和大健康管理的理念,要有更多的预防和社区医疗的建设工作。


大家说学医很累,我也经常在考我的年轻大夫们正常值,这些都要牢牢记住。但是反过来说,大道至简,真正的知识,融会贯通以后是简单的。珍珠是很漂亮,你会要好几公斤珍珠吗?如果把几公斤珍珠做成项链挂在脖子上,你的颈椎都压断了。我其实只需要按照我的自身情况,选择几十颗不同的珍珠,这样就会做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项链。知识不在于多,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努力汲取知识,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去分析和梳理。等我们做了几年医生以后,要学会把知识约分。只有当你把书读薄了,我们才能够在纷杂的信息爆炸的世界里不被迷惑、少走弯路。


最后还是要学习哲学,科学是客观地反映并认识客观世界,而艺术则是主观地反映并认识客观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用歌曲、绘画、电影、诗歌等等不同的形式,每个人可以用自己最擅长的形式去反映。医学既有科学的一面,又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自己的经历。医学是自然科学加人文科学加艺术,这个过程中你要找主要矛盾,要不断实践、认识,循环往复,趋近于真理。



北大医学有很多可敬的校友和老师,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努力,而北大医学对他们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能够敦厚以处世,崇道以敬业,能够学会在纷杂的世界中不为浮云遮望眼,去思考和研究,这是北大医学能够成为北大医学的原因之一。


非学无以广识,不思难以悟道,欢迎同学们报考北大、加入北大医学,让我们和她一起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安友仲老师的演讲整理,内容有修改

来源丨北京大学招生办

编辑丨郇冰皓

图片 | 邱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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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那三届》是我北医同学张起东主任等,通过回忆、采访多位北京大学医学部77、78、79级同学的故事和成长经历,用诙谐、生动的文字呈现出的系列人物小记,将一个时代群体的集体记忆跃然纸上,和我们及当代医学生们共勉,探究中国医学高等学府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


——渔歌医疗创始人 陈卫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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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那三届》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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